商朝為何被稱之為“殷”,古今學(xué)者的主流觀點,在于盤庚遷都殷地,“殷”為地名,即如今的河南安陽,在此建都270多年,于是就以商都所在之地——“殷”或“殷商”來指代商朝,比如《尚書·盤庚》記載“盤庚遷于殷,民不適有居”。
《史記·殷本紀(jì)》與《尚書》大不相同,司馬遷只說帝舜封契(商契)于“商”,其余一概沒有提及“商”,哪怕成湯滅夏建立新朝時,但通篇都將商朝稱之為“殷”。比如盤庚遷殷之前,“帝太甲修德,諸侯咸歸殷”,帝雍己時“殷道衰,諸侯或不至”,帝太戊時“殷復(fù)興,諸侯歸之,故稱中宗”等。換言之,司馬遷更認(rèn)可“殷朝”之說,而不是“商朝”,故而將商朝國史命名為《殷本紀(jì)》,至于“商”如何變?yōu)?ldquo;殷”,司馬遷沒有明確解釋。
然而,甲骨文上卻發(fā)現(xiàn)反,F(xiàn)象,不僅推翻了司馬遷對商朝的稱呼,而且還表明“殷”極有可能與地名無關(guān),即《尚書》可能也搞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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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商人一直自稱“商”,從未自稱過“殷”
迄今為止,一共發(fā)現(xiàn)的17萬片甲骨文中,里面充斥著“入商”、“天邑商”等的記載,但沒有一條“入殷”、“天邑殷”等的記載。
上個世紀(jì),甲骨文大師羅振玉在《殷墟書契考釋序》考證指出:“史稱盤庚以后,商改稱殷,而遍搜卜辭,既不見‘殷’字,又屢言‘入商’……可知文丁、帝乙之世,雖居河北,國尚號商。”
總之,商朝一直自稱為“商”,從未自稱過“殷”。其實,從成湯到紂王,商朝一直沒有斷絕,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都城遷到殷地,就將國號“商”改為“殷”。況且,盤庚之前商朝多次遷都,也未見更改國號,憑什么遷到殷地就更改國號?
以周朝觀之,說商朝更換國度就更換國號,也沒有說服力。周朝也有過多次遷都,但始終沒有更改國號。周朝國號之周,起源于陜西寶雞周原,但周人多次遷都,比如定都過西安(豐鎬,宗周)、洛陽(成周),周朝國號卻依然是“周”,并未因為遷都而更換國號。
可見,司馬遷稱商朝為“殷朝”,并將商朝國史命名為《殷本紀(jì)》,無疑錯的離譜,正確的稱呼當(dāng)是《商本紀(jì)》。至于盤庚遷殷之后的稱“殷”,無論自稱還是他稱都不可信,甲骨文上從來都沒有自稱過“殷”,而商朝作為霸主,其他諸侯也不敢稱其為“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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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周人如何稱呼商朝,出現(xiàn)了詭異一幕
對一個政權(quán)的稱呼,往往存在“自稱”與“他稱”的差別,商朝自稱“商”,而周朝對商朝的稱呼,卻出現(xiàn)了詭異的一幕。
在傳世文獻中,講述武王伐紂的《尚書·牧誓》稱為“商”,但在周公輔佐成王時的相關(guān)文獻,比如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等,都是“殷”與“商”并用。然而,這種文獻為后世手抄傳世,不能保證手抄過程中沒有根據(jù)后世的認(rèn)知而改“商”為“殷”,因此通過傳世文獻無法確認(rèn)周人何時稱商朝為“殷”。
相較于傳世文獻,考古文獻有著無可置疑的可信度。根據(jù)考古出土的文獻記載,比如利簋(武王征商簋)、何尊、康侯簋、宜侯夨簋(周康王分封宜侯,見上圖,銘文中有“王省武王、成王伐商圖”)等,至少在周康王時,西周普遍稱呼前朝為“商”。
然而西周中期后,無論是考古文獻,還是傳世文獻,普遍以“殷”來稱呼商朝。
可見,周朝對商朝的稱呼,起初稱之為“商”,后來不知道發(fā)生了什么變化,慢慢開始稱之為“殷”,最終在西周中期后形成普遍認(rèn)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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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甲骨文上反,F(xiàn)象,“殷”僅出現(xiàn)五次
根據(jù)史書對“殷”的記載,無論怎么描述,“殷”對商人都極為重要。按照正常邏輯,既然殷地如此重要,都城所在之地,那么在甲骨文上必然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才對,然而殷字在甲骨文上只出現(xiàn)五次,青銅器上出現(xiàn)一次,且似乎與地名沒有關(guān)系。
根據(jù)學(xué)者唐際根的考證:甲骨文所見“殷”字均是獨字或兩個字,沒有語句環(huán)境,無法確定具體所指;青銅器二祀邲(bì)其卣(yǒu)所見“王令邲其兄(貺—kuàng)麗殷于夆”,同樣意思不明,但肯定不是國名。
甲骨文中殷字出現(xiàn)如此之少,且含“殷”的內(nèi)容往往不成句,似乎不是太重要,無疑說明“殷”不太可能是都城所在的地名。
第四,甲骨文殷字的本義,或揭開稱“殷”真相
從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商代文獻來看,至少還沒有發(fā)現(xiàn)“殷”是地名的證據(jù),既然如此周人為何稱商朝為“殷”呢?甲骨文殷字或揭開了周人稱“殷”的真相。
如果從殷字字形(下圖)上來看,由“㐆”和“殳”構(gòu)成,如今主要有二種解釋,都含有負(fù)面意思:
一是像個挺著大肚子的人,旁邊一只手拿著小棒或針之類的東西,可理解為一人手拿著針給一個身患腹疾的大肚之人進行治療,因此殷字體現(xiàn)了兩種意思,即得病與治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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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古文“身”是大腹便便的貴族,“㐆”相當(dāng)于反“身”,表示貴族的身份已經(jīng)反過來了,即失去了貴族的身份;右邊之“殳”代表奴役。因此,殷字代表失去貴族身份而被奴役之人。
商朝滅亡之后,武王、周公、召公等都曾有過反思,勸誡大家吸取前朝教訓(xùn),比如周公的《尚書·酒誥》,就是希望大家吸取商人嗜酒的教訓(xùn)而頒布的禁酒令。周人希望從商朝滅亡吸取教訓(xùn),那么從殷字來看,將商朝稱為“殷”無疑是非常適合。那么,這是不是周人稱“殷”的真相,帶有對商朝的否定與蔑視?
總而言之,就目前所知來看,商朝的“殷”之稱呼,不太可能是地名,本義更應(yīng)該是一種需要警戒的狀態(tài),一個值得吸取的教訓(xùn),周公希望通過稱呼商朝為“殷”達到勸誡周人的目的,始于周公輔佐成王期間,普及于西周中期后。
值得深思的是,由于周代史料相對豐富,周人稱商朝為“殷”之余,也有大量稱“商”的相關(guān)史料保存了下來,讓我們知道“商”與“殷”都指代商朝,那么商朝如何稱呼夏朝?如今找不到“夏”的原因,是不是夏朝的本來名稱,早已被商人、周人的他稱扭曲的面目全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