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文化考古新成果，鼏宅禹跡，秦公簋所隱藏的華夏文明驚世秘密

在夏文化研究中，尤其在夏代信史、大禹人物信史的考證中，秦公簋的文史價值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，是我們確立夏王朝歷史，確立大禹在中國歷史中確有其人的最重要物證與文獻記錄。

秦公簋，1923年出土于甘肅天水西南鄉(xiāng)。關(guān)于春秋秦公簋的制作年代，近百年來有有“襄公時”、“文公時”、“德公時”、“桓公時”、“景公時”等多種學(xué)術(shù)觀點。王國維認為此器作于秦徙雍以后，用于供奉西垂陵廟；郭沫若、陳昭容認為是秦景公時器；李學(xué)勤從器型、銘文、字體等方面考證認為是秦穆公時器。“景公說”（前576年—前537年在位）被大多數(shù)學(xué)者所接受采用。他們認為，秦公簋銘文與宋仁宗時得于陜西的盄和鐘極為相似，兩器均有“十有二公”之句，為同一秦公所作。這件盄和鐘在我國古代考古學(xué)之父宋人呂大臨編著的金文圖錄《考古圖》中有所記載。

這些學(xué)者關(guān)于“景公說”的依據(jù)，大概是因為制作秦公簋的秦公為第十三代秦公爵位，其他的秦國國君爵位為子、伯、侯，不在爵位公之列。這是一樁中國歷史研究懸案，有待進一步確認，以體現(xiàn)中國學(xué)術(shù)研究的嚴謹。因為各種觀點前后有二百年的差距，對研究秦公簋起著關(guān)鍵作用，是需要深入認真研究的，筆者本文暫不討論，本文重點探討秦公簋銘文中所包含的大禹與夏文化內(nèi)容。

秦公簋銘文：不顯朕皇祖（且），受天命鼏宅禹跡，十又二公，在帝之坯。嚴，恭夤天命，保業(yè)厥秦，虩事蠻夏（獶）。

余雖小子穆穆，帥秉明德，刺刺（烈烈）桓桓，邁民是敕。

咸畜胤士，盍盍文武，鎮(zhèn)靜不廷，虔敬朕祀。

作吻宗彝，以邵皇且，其嚴御各，以受屯鹵。

多厘眉壽無疆，畯疐在天，高弘有麐，灶有四方。宜。

秦國（前770年—前207年），是周朝時華夏族在中國西北地區(qū)建立的諸侯國；學(xué)術(shù)界主流思想認為秦人來自東方而成于西方，是商末戰(zhàn)亂時西遷的華夏族一支，在秦公一號大墓發(fā)掘出了一塊銘文，上面記載秦王族是黃帝之后。秦景公大墓的發(fā)掘也證明了秦人乃華夏族，其中一個編磬上銘文“高陽有靈，四方以鼐”，帝顓頊號高陽，黃帝的孫子，這跟《史記》的記載是一致的。

秦國先人最早可以追溯到顓頊。根據(jù)《山海經(jīng).海內(nèi)西經(jīng)》：秦與周均是黃帝后裔。秦人以華夏自居，奉黃帝為始祖。顓頊的后代大費和大禹一起治水，治水成功以后，大費便留在舜帝的身邊，為舜帝馴養(yǎng)和調(diào)教鳥獸。舜帝贊賞大費的功勞，就賜姓為嬴，這就是嬴姓的由來。因為大費善于調(diào)教鳥獸，人們又叫他柏翳（伯益）。

北宋大詩人蘇軾攜子在游歷淮河岸邊涂山之巔的大禹廟時，作有詩文《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涂山荊山記所見》并自注：

此生終安歸，還軫天下半。

朅來乘樏廟，復(fù)作微禹嘆。

（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，蓋二十二年矣。）

従祠及彼呱，（有啟廟。）像設(shè)偶此粲。（謂涂山氏。）

秦祖當(dāng)侑坐，（廟有柏翳。）夏郊亦薦裸。（有鯀廟。）

可憐淮海人，尚記弧矢旦。（淮南人謂禹以六月六日生，是日，數(shù)萬人會山上。雖傳記不載，然相傳如此。）

荊山碧相照，楚水清可亂。

刖人有余坑，美石肖溫瓚。（荊山下有卞氏采玉坑，石色如玉，不受镵刻。取出山下，輒變色不復(fù)溫瑩。）

龜泉木杪出，牛乳石池漫。（龜泉在荊山下色白而甘，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。有石記云：唐貞元中隨白龜流出。）

小兒強好古，侍史笑流汗。

歸時蝙蝠飛，炬火記遠岸。

在淮河涂山的禹王廟，柏翳與大禹一同被涂山百姓所供奉，在當(dāng)?shù)叵碛信c鯀、禹父子同樣的治水功績，是秦人的祖先。所以，位于中國西域的秦人先祖，來說東方是有史可證的，而這個東方當(dāng)為淮河涂山地區(qū)，與大禹同為華夏族人。

因此，秦公簋銘文表述的“不顯朕皇祖（且），受天命鼏宅禹跡”，正是秦公追憶先祖柏翳追隨大禹、協(xié)同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，為大禹出謀劃策，作為舜帝授權(quán)、協(xié)同大禹管理天下的幕僚，“受天命鼏宅禹跡”“保業(yè)厥秦，虩事蠻夏”。

秦國先祖柏翳及后代，不僅為大禹治水建立功勛，更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鞠躬盡瘁、“保業(yè)厥秦”，使得夏王朝功業(yè)興盛，人民安居樂業(yè)；“虩事蠻夏”，蠻南方也，秦人先祖一心一意地服事于南方的夏王朝，也造就了秦人的功業(yè)、秦人的興盛。

在秦公簋銘文研究中，有一個很奇怪的現(xiàn)象，銘文中的“夏”是一個標(biāo)準(zhǔn)古“夏”字，卻在很多研究文章中，多加了一個“犭”變?yōu)?ldquo;獶”字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“獶”字與“夏”字，代表了不同文化內(nèi)涵，為何將秦公簋銘文中，毫無爭議的“虩事蠻夏”，修改為“虩事蠻獶”？給夏文化研究制造混亂。“蠻夏”就是南方之夏王朝，這樣的毫無道理的人為修改，究竟是何人、何機構(gòu)所為？欲將中國夏文化研究引向何方？

在關(guān)于“夏”的歷史文獻中，“蠻夏”的意義非同小可，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其與“蠻夷”“蠻楚”所指代的“中國”是同等意義。

《史記·趙世家》記載“（公子成）曰：臣聞中國者，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圣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能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人道，逆人之心，而怫學(xué)者，離中國，故臣原王圖之也。”《戰(zhàn)國策》上說：“中國者，聰明睿智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圣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楚之所義行也。”

在《史記》與《戰(zhàn)國策》中，同樣對“中國”的描述，一個“蠻夷”一個“蠻楚”，是不同觀念的人，對“中國”不同的偏見；一個說在南方夷地，一個說在南方楚地。兩者并不矛盾，都是歷史觀念的真實記錄，因為大禹治水建立的夏王朝“中國”，位于淮河涂山地區(qū)，即是不同時代的“蠻”地、“夷”地、“楚”地；“蠻夷”“蠻楚”之中國，即是秦公簋銘文中的“蠻夏”。

終上所述，秦公簋銘文中的“不顯朕皇祖，受天命鼏宅禹跡”“保業(yè)厥秦，虩事蠻夏”，向我們還原一段遠古歷史，一段華夏文明的鑄就史。秦國先祖柏翳與夏王朝大禹在南方淮河涂山之地，共同開創(chuàng)的華夏文明，成為華夏民族與秦國興盛的搖籃。